摘要:知識在翻譯實踐中一直在場，但在翻譯研究中長期缺席。知識翻譯學的提出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讓翻譯知識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知識翻譯學須從知識在翻譯系統中的位置、研究對象、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學科性質、學科定位等方面進行元反思，為其合法性尋找可靠的科學依據。知識在翻譯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是聯通其他翻譯元素的關鍵要素。知識翻譯學研究翻譯與知識的關系，以譯者知識、文本知識、理論知識、翻譯過程的知識生産、翻譯批評的知識評價、翻譯知識史等為具體研究對象。知識翻譯學以哲學的知識論、知識社會學、知識學、認知科學為立論基礎，但又保持自己的獨立學科地位。知識翻譯學将知識分為科學知識、社會知識、人文知識三大類，分别對應三種文本類型，不同的文本類型決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性質。知識翻譯學在學科性質上兼具科學性、社會性與人文性，糾正了傳統觀點的偏頗。知識翻譯學具有整合各分支翻譯學科的功能，是翻譯研究的基礎學科，可以稱其為普通翻譯學，與特殊翻譯學與理論翻譯學并列。
關鍵詞:知識翻譯學；元反思；研究對象；理論基礎；學科性質
1. 引言
2021年的年終歲尾，楊楓在《當代外語研究》第5期和第6期發表兩篇題目為《知識翻譯學宣言》和《翻譯是文化還是知識》的卷首語。雖然文字很短，但言少意多，觀點新穎，涉及的學術問題前沿，是國内第一個提出知識翻譯學的學者。到2022年第1期，知識翻譯學由宣言發展到行動，刊登了李瑞林、覃江華、龐秀成三篇專題文章，知識翻譯學研究有了實質性進展。
楊楓（2021a）首次區别了知識與文化的關系，并把文化從傳統翻譯理論的内部要素中移到外部關系上，第一次判定翻譯的知識屬性，重新界定翻譯的定義、學科性質和分類，初步搭建了知識翻譯學的三個内在要素、三個翻譯标準和三個外在維度的理論框架。李瑞林（2022）針對翻譯研究長期分而不合的知識孤島狀态進行元反思，将翻譯納入知識論闡釋空間，試圖探尋一切翻譯現象可能存在的同一性基礎。覃江華（2022）以知識的生産、管理與轉化為研究對象，重新認識翻譯的本質和價值、原文與譯文的關系與知識的地方性與世界性，探讨知識管理的發展空間，分析知識轉化的方向與模式。龐秀成（2022）探讨的是譯者的個體知識與求知模态，主張在知識論的關照下将翻譯主體性規約到科學性、客觀性和實證性的軌道，重新審視或反思翻譯的本質、對象、文本、标準、過程、主客關系等問題。
四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發人深思，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讨。雖然四位學者切入視角不同，但都聚焦同一個主題：知識翻譯學。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知識翻譯學就像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很多研究問題等待解決：知識在翻譯系統中究竟處于什麼位置？與其他翻譯元素的關系該如何界定？何為知識翻譯學？研究對象是什麼？研究方法是什麼？學科基礎是什麼？學科性質是什麼？如何給知識翻譯學定位？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人回答，筆者的研究就從這裡開始。
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這篇著名的文章中，霍姆斯（Homes 2007）提出meta reflection概念，運用這種研究思路，建構出翻譯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元理論，描繪了翻譯學的知識圖譜。本文基于楊楓提出的“知識翻譯學”這一新概念，借鑒霍姆斯的元反思方法，同時融入笛卡爾的懷疑精神，從這門學科存在的邏輯起點開始反思，理性思考這門新興學科賴以存在的學理基礎，為知識翻譯學的合法性尋找可靠的學科依據。這是一項注重基礎理論的基礎研究，理論基礎牢靠了，上層建築才能屹立不倒。
2. 知識在國内翻譯研究中的缺位
不妨運用倒叙的手法從最新的文獻往前追溯梳理研究現狀。從2000年~2020年的這20年，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國内翻譯研究成果不超過10篇文章。對于海量的翻譯研究文獻來說，這10篇文章可謂是滄海一粟。雖然是些零星的探讨，但畢竟看到了星星之火。從2000年再往前追溯，連個火星也看不到了，不妨用“缺位”或“隐形”這兩個詞來描述。
題目中的“缺位”隐含三個修飾條件：（1）國内；（2）翻譯研究；（3）時間界限。下邊的内容與觀點都是基于這三個前提條件而言的。關于第一條，之所以把範圍限定在國内，是因為國外自柏拉圖開始就明确提出知識的定義，開創了知識論研究的先河。西方譯論受哲學的影響，在古代譯論中就有很多關于知識的論述，有知識論研究的傳統，說國外缺位，顯然不符合實際。關于第二條，雖然國内各種翻譯教材之類的書中，或期刊文章中經常提到語言知識、文化知識、專業知識、百科知識、知識體系等字眼，但“知識”隻是作為普通詞語出現，不是一個專門術語，沒有成為研究對象，其意義籠統而寬泛，這樣的文獻不在統計範圍之内。關于第三條，說的是缺位的時間劃界，2000年是20世紀與21世紀的分界線，這個時間基本能反映文獻分布的節點狀态。
知識是人們最熟悉的，但又是最不了解的。知識在翻譯實踐中一直在場，但在翻譯研究中長期缺席。對于重視實踐而不從事研究的翻譯家而言，知識的存在是一種日用而不覺的無意識。對于翻譯研究而言，國内學者一直沒有把知識當作翻譯研究的對象，沒有讨論過翻譯與知識的關系，沒有從知識視角思考過翻譯定義、翻譯過程、翻譯功能、翻譯倫理、翻譯審美、翻譯質量、翻譯主體等翻譯理論問題。長期以來，知識在國内翻譯研究中是缺位的。其缺位現象可以從哲學基礎、翻譯定義、翻譯構成元素、學科知識體系四個方面進一步闡發。
知識在翻譯的哲學基礎中缺位。雖然古代的中國不缺知識論的資源與思想，但知識沒有成為哲學家關注的對象，沒有研究知識的學術傳統，也沒有形成知識論這樣的分支學科。這種缺位的狀況一直到張東荪的《認識論》和金嶽霖的《知識論》問世，中國哲學界才算填補了知識論的空白。但是，“金嶽霖的《知識論》大體上反映的隻是西方哲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知識理論的研究成果”（胡軍 2006：7），屬于傳統的知識論，與當代的知識論不同同日而語。金嶽霖的知識論是狹義知識論，不承認知識具有社會性，也不承認個人知識的存在，沒有知識美學的位置，局限性很大，很難作為翻譯學的哲學基礎。
知識在翻譯定義中缺位。從古到今，翻譯界一直都在思考“何為翻譯”的問題，下定義是簡明扼要地回答這一問題的有效方式。譯即易、譯即釋、譯即化、譯即異、譯即藝、譯即變、複制、改寫、再創造、語言轉換、意義闡釋、文化交流、信息傳播、符号轉換、思想再現、認知轉換等關鍵詞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不同維度揭示了翻譯的定義内涵。但是，這些定義中唯獨沒有知識的位置。對于知識在定義中的缺位，李瑞林（2015：10）指出：“現有定義從語言的工具性、文化的規約性、認知的程序性、社會的建構性或技術的集成性等維度，對翻譯的本質給予了較為充分的解釋，但未觸及翻譯的一般本質，尚不能構成翻譯存在的第一推動力。”可以說，2015年之前，國内翻譯界忽視了定義翻譯的知識維度，沒有意識到知識也是構成翻譯本質的一個核心要素。
知識在翻譯構成元素中缺位。翻譯研究領域很大，似乎無所不包，大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翻譯構成元素包括語言、文化、意義、信息、語境、文本、社會、曆史、意識形态、譯者、作者、讀者、生态、認知、技術等，不一而足。可是，我們可曾把知識納入翻譯研究的構成元素？我們的論文中可曾把知識當成一個關鍵詞？我們的著作中可曾有知識的專門探讨？我們是否思考過知識與語言、意義、認知、文化等元素之間的關系？
知識在翻譯學科知識體系中缺位。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内翻譯研究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出現很多以翻譯學為名稱的分支學科:語料庫翻譯學、生态翻譯學、大易翻譯學、和合翻譯學、翻譯倫理學、譯介學、社會翻譯學、認知翻譯學、翻譯修辭學、翻譯美學、翻譯哲學、體認翻譯學、翻譯地理學，等等。這些分支學科豐富了翻譯學的知識體系，拓寬了翻譯研究領域。但是，我們的學科體系中可曾有知識翻譯學的位置？在讨論翻譯學的學科知識體系的時候，雖然我們用了“知識體系”這個字眼，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知識體系中恰恰沒有“知識”的位置。
3. 知識在翻譯系統中的地位與定位
翻譯活動相當複雜，涉及語言、文化、知識、權力、認知等很多翻譯元素。這些翻譯元素相互作用，構成動态的翻譯系統。知識翻譯學把知識置于翻譯的本體地位，我們再進一步依據體用關系、内部與外部、中心與邊緣等參數，在翻譯系統中，考察知識與其他翻譯元素的互動關系，以便給知識進行定位。這裡所講的翻譯系統（translation system）克服了多元系統的局限性，整合了赫曼斯與布迪厄的優點，但又不局限于他們的理論框框，這樣可以讓翻譯系統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兼容性與适切性。
從體用關系給知識定位。源自中國本土的體用範疇，其基本涵義有二：“一是實體和作用、功能、屬性的關系，二是本體（本質）和現象的關系”（方克立 1984：185）。我們用體用關系來分析知識、語言、技術、認知、權力、意識形态之間的關系。從實體與功能之間的關系來看，知識是實體，語言、認知與技術都是功能，是獲取知識的工具與途徑。從本質與現象的關系來看，知識轉移是翻譯的本質，語言轉換、符号轉換、意識形态操縱、權力關系都是翻譯現象。本質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穩定性，現象具有偶然性、特殊性、變動性。我們之所以說語言轉換不是翻譯的本質，是因為“知識聯結是第一性，語言轉換是第二性，語言轉換是翻譯的表象特征，知識聯結是翻譯的内在特性”（李瑞林 2015：11）。我們之所以說意識形态、權力不是翻譯本質，是因為它們不總是在場，具有或然性，不是翻譯的常态。不是所有翻譯都受意識形态的操控，不是每個翻譯都表現為權力關系，不是每個翻譯都是改寫。在翻譯系統的網格中，知識與語言、認知、技術不是橫向的并列關系，而是縱向的層級關系。
從内部與外部關系給知識定位。意識形态、目的、文化、生态、社會等翻譯元素屬于翻譯的外部元素，語言、知識、認知、文本、譯者等翻譯元素屬于内部元素。知識既可以以圖式的形式存在于譯者的心智中，也可以以産品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中。無論是哪種存在樣态，知識都是翻譯的内部因素。翻譯最根本的是内部因素，外因要通過内因起作用。雖然外部元素對于翻譯也很重要，但在對待内部與外部元素的關系上，不能等量齊觀，也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誇大外部元素的重要性。
從中心與邊緣的關系給知識定位。中心與邊緣關系可以從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翻譯實踐場中，語言、意義、知識、譯者、文本位于中心地位，其他元素位于邊緣地位。語言是傳達知識的工具，譯者是知識人，文本是知識的物質載體。“知識是統合多元翻譯觀的主導概念，是翻譯行為作用的核心對象”（同上：10）。在作者、譯者、讀者三個元素中，譯者位于翻譯實踐場的中心，作者與讀者處于邊緣，因為後者不在場。
在翻譯研究系統中，學術研究視角随着社會發展、學術思潮與國家需求等因素而動态更變和轉移，原來被忽視或位于邊緣的翻譯元素在競争中位居中心，例如文化、社會、權力，出現所謂的“文化轉向”“社會學轉向”“權力轉向”，形成所謂的熱點與思潮。對于知識而言，它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存在，處于被遮蔽狀态。現在它的研究價值已經被發現，也許，翻譯研究真會像有人說的那樣，發生“知識轉向”（潘琳玲、徐岚 2016：224）。當然，“轉向”指的是研究“範式的變革”（paradigmatic change, Snell-Hornby 2018:143），不是說任何改變都叫作轉向，也不意味着後一個轉向是對前一個轉向的否定。
無論怎麼轉，知識在翻譯系統中始終都是翻譯實踐的核心、翻譯研究的本體、翻譯元素中的核心要素、翻譯變量中的常量、動态翻譯場中的穩定因素。知識是聯結語言、文化、認知、社會、曆史、技術等翻譯元素的網絡結點。“惟有知識是一切翻譯行為中的每個元素都受其驅動的最基本的原動力”（楊楓 2021b：2)。知識具有整合各翻譯元素的功能。
4. 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
知識翻譯學是一個譯學新概念，它能否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它的研究對象，因為“沒有專屬于自己的研究對象，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的存在”（許鈞 2012：9）。嚴格說來，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不能說是知識，而是知識與翻譯的關系，以及由此分解出的具體研究對象。
翻譯實踐的譯者知識與文本知識。自有翻譯實踐的時候起，知識就存在，知識與翻譯相生相伴，不離不棄。翻譯實踐與知識的不離不棄是知識能成為翻譯研究對象的最根本理由。譯者知識與文本知識研究是知識翻譯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研究對象。最能反映譯者知識與文本知識重要性的是《紅樓夢》的翻譯，涉及的知識包括飲食、服裝、茶酒、民俗、禮儀、園林、醫藥、宗教，等等，可謂是應有盡有。譯者沒有淵博的知識儲備，翻譯就寸步難行。翻譯自然科學的作品，需要科學知識；翻譯人文科學的作品，需要人文知識；翻譯社會科學的作品，需要社會知識。因此，翻譯什麼文本，就需要什麼知識，需要什麼知識，就研究什麼知識。
翻譯理論的知識證僞。翻譯理論從哪裡來？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經驗描寫與歸納推理，其次是自上而下的邏輯推演與理性思辨。理論建構依靠的是假設、概念、判斷、推理、驗證，而這正是知識形成的基本條件和邏輯前提。西方哲學的知識論為翻譯理論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與思維方法。理論屬于命題知識，命題有真假之分。一切理論都需要在知識面前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隻有經過檢驗與證僞的理論才能作為科學的理論為大家普遍接受。
翻譯批評的知識評價。翻譯批評的主觀性和随意性曆來受人诟病，如何實現翻譯批評的科學性與客觀性，一直是翻譯批評的老大難問題。知識論可以為翻譯批評提供科學性和客觀性依據，與對等、忠實、目的等評價标準相比，知識更具有客觀性、合理性與可證實性。在知識标準下，一切謬誤、臆斷、瞎說、沒有根據的意見都無處藏身。翻譯批評中原來講不清楚的确證（justification）、客觀性（objectivity）、核實（verification）、真理（truth）、信念（belief）、理解（understanding）、闡釋（interpretation）、說明（explanation）等概念在知識論中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知識論的真理之光照亮了傳統翻譯批評難以觸及的“黑洞”。
翻譯過程的信息加工與知識生産。翻譯過程研究主要依靠有聲思維（TAP）、鍵盤記錄（keystroke logging）、眼動跟蹤（eye-tracking）等實證方法。這些對描述翻譯過程當然很重要，但忽視了知識在翻譯過程中的存在。考慮到知識與語言、記憶、注意、信息、聯想的密切關系，知識對于翻譯過程研究非常重要。雖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但畢竟已經有人在嘗試。貝爾（Bell 2001）探讨了知識表征、記憶的認知結構、知識存儲以及知識圖式等問題。威爾斯（Wilss 1996）意識到了單靠認知心理學似乎不能解決翻譯過程的複雜轉化問題，提出翻譯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活動（knowledge-based activity）。王立弟（2001）運用源自認知心理學的圖式理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典型的分析方法，來說明知識圖式對于翻譯特别是口譯過程中的源語理解、信息的記憶與提取和譯語表達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總之，翻譯過程是一個知識生産、知識轉移、知識傳播的過程。從知識的角度描述翻譯過程，可以把看不見、摸不着的“黑匣子”轉換成知識實體。
知識翻譯史。2018年，國外出版了一本《現代翻譯知識史：溯源、概念和效果》。雖然這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翻譯史，但畢竟分門别類地描繪了知識的生成、描繪、國際化、曆史化、分析、傳播與應用七個闆塊的知識體系（D’hulst & Gambier 2018）。相比之下，國内雖然有具體學科的翻譯史，但還沒有一部整體學科的知識翻譯史的專著。依據楊楓（2021a:2)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三分法，知識翻譯史也可以按科學知識翻譯史、社會知識翻譯史和人文知識翻譯史分類。當然，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與譜系學的思路與方法也很有啟發意義，他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斷裂的曆史中隐含的話語秩序以及權力關系。
翻譯知識教育。在翻譯學框架内，翻譯教育研究屬于應用翻譯研究的一個分支。随着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翻譯行業化的發展，有專家指出：“翻譯教育方面也要與時俱進，轉變教育理念和辦學思路：即從對學生進行單純的翻譯專業技能訓練轉向重在全方位素質培養的翻譯專業教育”（楊平 2012：10）。還有專家認為：“翻譯教育研究的理念經曆了從翻譯培訓到翻譯教育的轉變，研究範圍和研究内容不斷拓展和深化，其學科框架亦需擴充完善”（穆雷 2019：25 ）。針對翻譯教育發展的新要求，筆者認為翻譯知識教育是一個關鍵抓手與突破口。一些學者已經在這一方面做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譯者素養應是翻譯人才培養的終極目标指向（李瑞林 2011：50）；知識管理與知識轉化的方法與模式（覃江華 2022：60）。翻譯教育承擔着知識生産、知識傳播、知識管理、知識轉化與應用的重任。如何在教學、學習與測試中把知識元素融合進去，提升翻譯教育的水平，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新課題。
以上提到的六個方面都不是窮盡式的，還有很多問題都能成為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知識成為翻譯的研究對象，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研究對象的合法性。知識翻譯學拓寬了研究思路，開啟了新的論域，豐富了翻譯學的學科體系。
5. 知識翻譯學的學科基礎
确立了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下一步就是考察知識翻譯學的學科基礎，目的是探讨新學科的基礎理論問題。從學科歸屬上看，知識翻譯學的理論來源不是翻譯學，而是哲學的知識論、知識社會學、知識學。此外，認知學科也能為知識翻譯學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理論基礎與學術資源。
5.1知識論
知識論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哲學大廈的基礎，經曆了古代知識論、近代知識論和當代知識論三個發展階段，成為西方的一門顯學。柏拉圖、洛克、休谟、笛卡爾、康德、費希特、伽達默爾、哈貝馬斯、羅蒂、羅素、奎因、齊碩姆、維特根斯坦、波普爾等人是知識論研究的代表人物。在每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背後，都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學術資源。
哲學知識論奠定了知識翻譯學的哲學基礎，能夠為這個新興科學提供基礎理論。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福柯的《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和《知識考古學》、金嶽霖的《知識論》等都為翻譯研究者探究知識與翻譯之間關系提供的學術資源與理論基礎，對于知識翻譯學具有啟發與借鑒價值。
5.2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在哲學知識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交叉學科，在學科歸屬上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對象是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這門學科經過10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由于翻譯與社會、知識之間的密切聯系，知識社會學顯然能夠助力知識翻譯學的發展。
知識社會學的思想先驅包括孔德、馬克思、迪爾凱姆、韋伯等社會學家，開辟了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先河。舍勒（Scheler）是第一個提出“知識社會學”概念的學者，成為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曼海姆（Mannheim）是知識社會學的集大成者，奠定了一門獨立學科的理論基礎。經過曼海姆的發展，伯格 ( Berger)和盧克曼( Luckman)進一步完善，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日趨成熟。研究内容包括知識的發展史、知識的社會功能、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社會結構，等等。
知識社會學有關知識與社會關系的探讨對翻譯研究具有借鑒與啟發意義。首先，知識社會學可以為社會翻譯學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增加新的研究視角，豐富現有的研究對象，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其次，知識翻譯學可以用來探讨中國譯論的現代化特征以及翻譯的現代性問題。例如，張思永（2020）将中國譯論現代化的三個發展階段置于中國近現代史和中西現代學術碰撞的大背景中，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對之進行考察和梳理，讨論每個階段的現代化特征，指出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期對中國譯論的現代化進程有個整體的把握。遺憾的是，運用知識社會學探讨翻譯與社會的現代性關系的研究實在太少。
5.3認知科學
一般認為，認知科學在1979年正式确立為一門科學。現代認知科學由六個相關學科支撐：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史忠植 2008：6）。由此可見，認知科學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學科，具有高度的跨學科性質。認知的概念内涵根據六個依托的學科表現出多義性。諾曼在《什麼是認知科學》中指出：“認知科學是心的科學、智能的科學、思維的科學，并且是關于知識及其應用的科學”（同上：9）。
認知科學對翻譯學的貢獻主要在于，開創了認知翻譯學研究領域，“探索口筆譯轉換過程、譯者行為、譯者能力及其相關問題，聚焦譯者心智、行為與活動中的認知特點，主要目标在于揭示翻譯這一特殊雙語活動的本質、内在機制以及外部因素的影響”（文旭、肖開榮 2019：2）。認知科學對于探讨翻譯過程中信息加工的性質、知識結構、知識存儲、知識提取等研究都具有指導價值。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考貝爾的相關研究。
5.4知識學
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視角研究知識，形成很多分支學科：哲學的知識論、社會學的知識社會學、管理學的知識管理學、經濟學的知識經濟學、文學的文學知識學、教育學的知識教育學，科學學的知識科學，等等。
随着知識研究分支學科的蓬勃發展，國内外設立了很多知識研究機構，召開了系列學術會議，産出一大批研究成果，成就一批代表人物，創立知識學的呼聲漸高。國内知識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續琨、黃榮懷、陳嘉明、何雲峰、柯平、郭強，等等，研究領域涉及科學學、教育學、科學哲學、哲學、社會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
知識學不同于知識論，前者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後者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為了區分這兩門學科，有學者指出：“可以從規範上，将純粹哲學領域的知識學統稱為知識論，而用‘知識學’概括所有關于知識的研究”（柯平 2017：14）。這種區分是很必要的，以防止概念的混淆與誤讀。
知識翻譯學是知識論、知識學以及翻譯學交叉形成的一個交叉學科。翻譯學可以從知識論以及知識學那裡汲取營養，豐富發展翻譯學科的知識結構與話語體系。翻譯研究者要想借鑒知識論的研究成果，須分析兩個學科的交接面，考察其相關性和适用性，進行跨學科的移植和創造性轉換。
需要提醒的一點，我們在借鑒國外理論資源或者跨學科移植時，要批評性吸收，選擇性接受，創造性發展。不能以國外理論馬首是瞻，不能機械照搬，被西方話語牽着鼻子走，失去研究者的理性思考與獨立精神。
6. 知識翻譯學的學科性質
傳統觀點認為，翻譯學在學科性質上屬于實證科學/學科（empirical science /discipline）或者說翻譯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現在看來，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其實，翻譯學是一門科學性、社會性與人文性兼備的綜合性學科，“知識的科學性、社會性和人文性解決了長期以來翻譯的學科迷思和分類焦慮，翻譯學将攜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知識成為超學科或元科學”（楊楓 2021a：2）。知識不是自然科學的專利，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有知識。筆者依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三大學科分類把知識相應分成科學知識、社會知識與人文知識，三大知識分類分别對應三種文本類型，不同的文本類型決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性質。
6.1科學性
理性主義知識論認為，科學知識是唯一真正的知識。這裡的科學是指自然科學，即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客觀性和普遍性是科學知識的終極追求。知識翻譯學所講的科學性是指翻譯實踐中涉及的科學性以及理論研究中涉及的科學性。前者指譯者翻譯的文本類型，後者指研究者運用的研究方法。
翻譯實踐的科學性。從文本類型上看，科學文本是用科學語言寫成，傳達的是科學知識，反映的是客觀世界的真理。譯者要翻譯的是命題知識，不同的句子，但表達的是同一個命題，因而，科技文本涉及的知識具有客觀實在性，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在另外一種語言中都是可譯的，不存在不能表達的科學知識。科技翻譯重在求真，譯文要符合知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要求，譯文要經得起科學的驗證與确證。
研究方法的科學性。随着翻譯學研究領域的發展，翻譯認知、翻譯技術、翻譯語料庫、機器翻譯等蓬勃發展，為翻譯研究方法增添了越來越多的科學性元素，推動研究方法向着科學性發展。語言學視角的翻譯研究傾向于把翻譯看作是科學，例如奈達的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和威爾斯的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描寫學派的代表人物圖瑞用實證方法（empirical method）對翻譯進行描寫研究，總結翻譯事實背後的法則與規律。實證法用在科技文本及科學知識的分析與研究上當然是适得其所。但是，對于人文知識與社會知識是否同樣有效，這個要根據學科性質與特點具體分析，分别對待。
翻譯理論的科學性。研究方法的可靠與有效才能保證理論的科學性。理論是可錯的，知識是不斷進化的，理論是需要驗證的。正因為這樣，翻譯研究領域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是值得懷疑的，正如吉爾所說的那樣，“在翻譯學内，幾乎沒有标準意義上的科學理論”（Gile 2013:153）。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講理論的科學性，隻不過不是在自然科學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翻譯理論的科學性與真理性是相對的，沒有絕對、永遠正确的真理。
這三種科學性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理論基于實踐，方法影響理論，彼此密切聯系。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才能保證理論的科學性，前者是因，後者是果，二者是因果關系。
6.2社會性
知識與社會具有互動關系，知識具有社會屬性，這一點早就被舍勒、曼海姆等知識社會學家所證實。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翻譯是一定社會中的翻譯，翻譯知識必然表現出社會性。翻譯知識一方面受社會制約，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會，推動社會發生變革與轉型。
根據知識社會學的概念，“知識”這個詞必須作非常寬泛的理解，因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到所有的文化産物，包括觀念、意識形态、宗教、法理及倫理信念、哲學、科學、技術等（劉文旋 2002：42）。這樣一種界定雖然對翻譯學具有借鑒意義，但知識社會學畢竟不同于知識翻譯學，其概念内涵不可能一樣。筆者認為，知識翻譯學的社會性包括思想、觀念、意識形态、權力、倫理、規範、秩序、生态、信仰、身份等構成要素。這些社會要素影響翻譯知識的生産、分配、消費、傳播與接受。
社會知識制約翻譯知識。當知識進入社會中，知識不再是客觀、中立的實體，而是一種關系性存在。在社會關系中，知識成為一種權力，知識變成一種資本，知識影響社會秩序，知識改變社會地位，知識塑造着各種社會關系，形成不同的等級關系。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演變成了“知識就是權力”。受社會的影響，翻譯知識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性被打破，對等與忠實在社會現實面前隻能是一種理想。
翻譯知識影響社會變革。知識與社會的影響關系是雙向的，我們在看到社會知識制約翻譯的同時，也應該意識到翻譯知識對社會的反作用力。翻譯知識一旦在目标語社會中傳播，就會産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從思想、觀念、意識形态、價值觀等方面影響譯入國的國民，成為社會變革與制度轉型的推動器。其中，譯者作為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在影響社會變革方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6.3人文性
人文知識主要包括語言知識、文學知識、藝術知識、美學知識、曆史知識、哲學知識，等等。這些知識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指向人的心靈、精神、情感、價值與意義。“它們構成了人類知識與思想中一個相對獨特的領域，一個相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說更直接地與人的心靈世界與情感天地相通相連的特殊領域”（劉鴻武 2010：22）。“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義性和價值性，決定了人文科學具有區别于社會科學的獨特的性質和特征”（朱紅文 2005：199）。這兩種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人文科學不同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别性特征。
人文知識反映的是人類的心靈與精神世界，涉及情感、體驗、意義、理解、價值、直覺、解釋、前見、視域、空白、主體性等變量。人文知識因其主觀性而受人诟病，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非科學的。這樣的知識能否稱為知識？是否可以确證？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具有合法性？哲學界早就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文藝學界的學者對這個問題也作出了回答。
在哲學界，伽達默爾是捍衛人文科學知識與真理的傑出代表。他在《真理與方法》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人文科學也涉及知識和真理，這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知識與真理。哲學、藝術、曆史都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加以證實的真理。這本書從捍衛藝術真理開始，但“又不是停留在捍衛藝術真理上，而是試圖以這個為出發點發展一種與整個诠釋學經驗相一緻的知識和真理觀念”（Gadamer 2004:XXII）。
在文學界，不少學者都對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屬性進行研究，有的認為，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屬性表現為:反思性、語境化和前學科性（馮黎明 2008：15）；有的認為，藝術理論研究是一種反思性的、曆史性的和地方性的知識生産活動（劉春陽 2021：32）；有的認為，文學理論屬于非實證性的知識，解釋的知識，可以名言的知識，寄生性的知識（邢建昌 2017：139）。盡管觀點不完全一緻，但肯定了文學理論是一種知識，分析了其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區别性特征，确立了文學知識論的理論依據。
針對人文學科的人文性特點，翻譯界認為翻譯是一種理解與解釋活動，“解釋是翻譯的普遍特征，但翻譯的解釋是有限度的”（朱健平 2007：276）。在肯定譯者創造性的同時，翻譯評價也要防止走向相對主義與不可知論。因此，呂俊（2005：64）提出共識性真理觀的三個翻譯标準：尊重知識的客觀性、尊重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作品的定向性。
知識翻譯學的這三個性質不是三足鼎立的對立關系，知識以其綜合性把科學性、社會性、人文性有機地融為一體。不同的文本類型對應不同的知識類型，不同的知識類型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影響各自的理論性質。
7. 結語
本研究論證了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學科基礎、學科性質、研究方法以及知識在翻譯系統中的地位。研究表明，知識翻譯學表現出不同于文化翻譯學、認知翻譯學的區别性特征，具備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學理依據。知識翻譯學的科學性、社會性和人文性賦予其綜合性的學科性質，具有整合其他分支學科的功能。這樣，知識翻譯學就可以稱為普通翻譯學，與特殊翻譯學、理論翻譯學并列。不過，知識翻譯學要想确立獨立學科的地位與學科建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每一個新興學科都必須在學科的合法性面前為自己的獨立地位而辯護。“學科化是确立學科知識結構體系化、尋求學科地位的過程”（藍紅軍 2019：109）。因此，知識翻譯學的學科化任重而道遠，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很多問題仍須進一步思考與論證。無論在國内還是國外，知識翻譯學都是一個學術前沿課題，期待更多學者加盟這一研究領域，形成學術共同體，共同推動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發展，發出中國聲音，以便能夠和國際接軌，與世界對話。